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亦作奂份、焕彬)，号直山、郋园，为宋代诗东谈主叶梦得“茅园派裔孙三十八世”(《石林遗事》，载《自郋园全书》)。叶氏家眷祖籍南阳；宋时南渡，迁居吴中洞庭山；或者1850年傍边，始南迁入湘，居省会长沙；因参加科举检会，叶氏经其业师徐峙云(湘潭东谈主)先容，“捐二百金入学宫，归县籍”。故叶氏恐怕自称南阳叶德辉、长沙叶德辉、湘潭叶德辉，恐怕也自号为江苏吴县东谈主。光绪十一年(1885年)乡试中举东谈主，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中第九名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以进士身份授吏部主事，两年后返乡家居，以著述、藏书、刻书为乐。叶氏在文件学、小学、经学、文学等方面著述甚富，是湖湘文化的垂危代表东谈主物之一。近代着名学者李肖聃曾评价说：“论者谓湘州皕年以来文儒相望，而甄微广述，孤诣致精，譔集穷乎众流，徒东谈主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者也。”叶氏知识淹通，然政事想想极为保守，对近代史上总共的社会跨越皆合手反对派头：康梁维新变法时，叶氏横加责怪，俨然湖南强项派的领袖东谈主物之一，其文后收入强项派所裁剪的《翼教丛编》，成为强项派反对戊戌变法的一面旗子；辛亥翻新后，长沙市民欲改“坡子街”为“黄兴街”，以记忆首义领袖黄兴，叶氏命东谈主拆除街名牌号，并作《光复坡子街记》以示讥笑；袁世凯欲规复帝制，湖南亦于1915年确立拥戴袁氏的筹安会，叶氏担任会长；1927年农民畅通兴起，叶氏斥之为“家畜成群，一班杂种”，强项反抗，被农民协会弹压，葬于长沙南乡烂泥冲金庭公山。

叶氏有《郎园全书》200卷传世(民国二十四年长沙不雅古堂家刻本)，其与文件学关联的论说，除开《书林清话》(包括《书林余话》)除外，已成书的还有《不雅古堂藏书目》4卷、《郎园念通知》14卷、《郎园藏书题跋记》4卷(据其子叶启倬《不雅古堂藏书目》跋语所言，似乎未发行)，另外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书本。

《书林清话》是叶氏版块目次学论著的代表之作，亦然中国版块学史上一部极有影响的版块学专著。对于此书的内容和特色，叶启崟在《书林清话》的跋语中先容说，此书“于刻本之得失、钞本之异同，撮其要领，补其阙遗；推而及于宋元明官刻书前牒文、校勘诸东谈主姓名、版刻称呼、或一版而转鬻数东谈主，虽至坊估之微，如有涉于逸事者，征引旧记，按语益以加强，凡自来藏书家所未措意者，靡不博考周稽，条分缕析。此在东汉刘班、南宋晁陈除外，别自开一门道也”，如实是翔实中肯之论。

此书第一版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自如后各出书社亦多次重印(自如后叶氏著述重印者仅此书和《藏书十约》两种)，目前较易找到的有古籍出书社(1957年)、中华书局(1959年)、浙江东谈主民出书社(1998年)、岳麓书社(1999年)出书的簿子。

对于旧书不同版块的辞别，咱们的古东谈主很早就给以了弥漫的阻碍，以目次书为例，早在汉代，刘歆的《七略别录》就也曾提到过旧书的版块问题[1]。而严格真义上的专诚志地较为系统地阻碍并纪录某部书的版块情况，保存到目前的时期最早的可能要算是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此是私家目次；官修目次中影响较大的，则可能要算清朝乾嘉年间奉敕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 10卷，1775年于敏中)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 20卷，1797年彭元端)。在条记札记性质的书本中，针对某书的版块情况进行具体的验证或稍带小数表面性研究的，自元明以后便较为盛行，像明东谈主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书阐明》，就纪录有与版块学关联的要求数十条，如“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可贵用之。凡版漶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凡装，有续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就谈到了单色印、套印、装帧等方面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清东谈主的建树最为特出，较为出名的如王士祯的《居易录》、朱彝尊的《曝书亭集》、钱大昕的《竹汀先生辰志》、杭世骏的《欣托斋藏通知》、何焯的《校注通志堂经解目次》、卢文弨的《群书拾补》和《抱经堂集》)、钱泳的《履园丛话》、钱泰吉的《甘泉乡东谈主集》、顾广圻的《想适斋文集》、阮元的《揅经室外集》、蒋光煦的《东湖丛记》、陆心源的《仪顾堂集》等，它们皆以“题跋”、“札记”、“短文”等口头纪录或验证了一些与古籍版块关联的问题，酿成了藏书家中被称为“辨其版片，注其空虚”的一片。可是，上头的研究，基本上如故维合手着宋、元、明以来版块学家的作念法，仅仅针对某部书或某几部书的版块情况进行具体的、静态的边幅，零篇碎简，各篇内容之间基本莫得或很少有相互蚁集的所在，天然这种研究与版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况且是版块学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历程，但并未脱离形而下的“器”的阶段。委果从表面的层面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研究的，不可不首推叶德辉的《书林清话》。

《书林清话》共分十卷，每卷下根据所谈问题的性质各录迥殊条；而《书林余话》的内容，用叶氏我方的话来说，是“既不忍割弃，又不成条例”者，“于是略事董理，分险阻二卷”。根据各条的性质，咱们将《书林清话》所触及到的与版块学关联的内容约莫分为四大部分。

对于书本的装帧抄印、墨色纸张方面的共有21条：书之称册、书之称卷、书之称本、书之称叶、书之称部、书之称函(以上卷一)，书节手本之始、巾箱本之始(以上卷二)，宋监本书许东谈主自印并订价出售、宋刻书纸墨之佳、宋造纸印书之东谈主、宋印书用椒纸、宋东谈主钞书印书之纸(以上卷六)，明东谈主装订书之式(以上卷七)，姿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谈咸以后、绘文籍本不始于宋东谈主、宋元明印书用公犊纸背及各项旧纸(以上卷八)，明以来之钞本、古东谈主钞书用旧纸、钞书工价之廉、女子钞书(以上卷十)。

对于书版的刻制(包括活版)方面的共有3类61条。第一类，与刻板的产生、发展、口头、字体等方面关联的：书有刻板之始、刻板盛于五代、刀刻原于金石、板本之称呼、版片之称呼、刊刻之口头(以上卷一)，刻书有圈点之始、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以上卷二)，宋刻书之牌记、宋刻书一东谈主手翰、宋刻书行字之疏密(以上卷六)，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元刻书多名手写、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明东谈主刻书载写书生姓名(以上卷七)，宋以来活字板、明锡山华氏活字板、日本朝鲜嫩字板(以上卷八)，内府刊钦定诸书、四库发馆校书之贴式、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以上卷九)。第二类，与刊刻者关联的：书肆之起因、宋建安余氏刻书、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以上卷二)，宋管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宋州府县刻书、宋私邸家塾刻书、宋坊刻书之盛(以上卷三)，金时平水刻书之盛、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病院刻书、元私邸家塾刻书、元时书坊刻书之盛、元建安叶氏刻书、(以上卷四)，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明东谈主私刻坊刻书(以上卷五)，元本领书之工价、明本领书工价之廉、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六、明毛晋刻《六十家词》以后继刻者(以上卷七)，明华坚之世家、明安国之世家、辑刻旧书不始于王应麟、丛书之刻始于宋东谈主(以上卷八)，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二、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三、刻乡前贤之书、古今刻书东谈主地之变迁、吴门书坊之兴衰、首皆书肆之今昔(以上卷九)。第三类，与伪刻关联的：唐天祐刻书之伪(以上卷一)，广勤堂刻《万宝诗山》(以上卷四)，《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坊估宋元刻之作伪、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张廷济蜀铜书范不可据、日本宋刻书不可据(以上卷十)。

对于种种刻本特别优劣价钱等方面的共21条：明东谈主刻书之杰作(以上卷五)，南宋补修监本书、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宋蜀刻七史、宋监重刻医书、宋刻纂图互注经子、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宋刻书多讹舛、宋刻书着名之宝(以上卷六)，元刻书之胜于宋本、明时书帕本之谬、明南监罚金修版之谬、明东谈主不知刻书、明东谈主刻书篡改项目之谬、名东谈主刻书添改脱误(以上卷七)，唐宋东谈主类书刻本、明以来刻本之希见(以上卷八)，无锡秦刻九经之精善、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一、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乾嘉东谈主刻丛书之优劣(以上卷九)。

与版块关联的逸闻特别他，共23条：总论刻书之益、古今藏书家纪板本(以上卷一)，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东谈主(以上卷二)，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以上卷六)，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七(以上卷七)，似丛书非丛书似总集非总集之书(以上卷八)，武英殿聚珍板之遗漏、国朝不仿宋刻经史之缺典、经解单行本之不易得、洪亮吉论藏书迥殊等(以上卷九)，近东谈主藏书侈宋刻之陋、宋元祐禁苏黄集板、宋朱子劾唐仲友刻书公案、明王刻《史记》之逸闻、朱竹垞刻书之逸闻、藏书家印章之语、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以上卷十)。

此书一出，名声鹊起，学术威声缪荃孙说叶氏著此书之后，“是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系，均在此矣”(《书林清话》缪序)；着名的版块目次群众傅增湘嘉赞说，叶氏“所撰《书林清话》、《郋园念通知》于版刻校雠之学考辨详赅，当世奉为步伐”(傅氏《长沙叶氏藏书目次第》，载《藏园群书题记》)；近代着名学者李肖聃也嘉赞此书“称述藏家故实，广采名东谈主燕语，学者谓其必传”(李氏《湘学略》之《郋园学略第二十二》)。可是，合手违反主见的也不乏其东谈主，如清末民初的大藏书家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即云：“《清话》篇篇掇拾成，手编《藏目》不曾赓。重逢空有抄书约，隔岁俄闻遭枪崩。”诗后之注语云：“长沙叶焕彬德辉，己亥春始于故皆识面，约相互抄总共两家信，相互有所欲得，抄就交换，以叶数略荒谬为准。别后曾致长沙一书，未得复而君难作矣。君见古本未几，所著《书林清话》、《余话》，大率撮自诸家藏书志……君卒读后见其《郋园念通知》，不外如是，勿刊可也。然君素精小学，编录各书具(案：疑行为“俱”)有层次，但版块目次非长处耳。”

评价叶氏此书，咱们不可过份脱离叶氏其时所处的时期和其时学术发展的情况。从上头列出的要求之名咱们不错看出，叶氏书中最引东谈主注绸缪部分，是关联于版刻的研究：版刻的发祥及称呼、各代版刻惯用的字体、版印用的纸张、种种版刻特别优劣、各代官刻的机关、坊刻的书肆特别变迁、私刻的藏书家特别门第、各代抄手刻工的工价、刻本的价钱等等，凡属与版块关联的问题，的确是纤微必载，巨细无遗，其材料之繁富，触及之泛泛，研究之真切，在其时如实莫得东谈主能与之比拟，即使是后东谈主研究版块学的著述，也无不从中取得成心的启迪和珍稀的贵府。一般清东谈主的研究，仅仅具体地针对某部书的版块情况进行边幅和比较，叶氏的研究门径则不同，他是对某一批书、某一时期的书的版块特征进行全而的追忆，给东谈主们提供一个总体的景况和判断的依据，使版块研究的内容和门径栽种到一个新的阶段，参加形而上的“谈”的田地，为当代版块学的降生起到了雄伟的催化作用，它在版块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垂危地位是任何一部著述也替代不了的。

另外，叶氏之前，多样与版块学关联的札记、题跋等体裁就极为流行，叶氏标新创异，将这种性质文章的特色编录和详尽起来，整合其内容，延长其畛域，真切其精神，生动其口头，加强其接洽，使它们的作用证明到了极致，创制了“书话”的口头，这是叶氏所草创的一种体裁，亦然他对汉语古典文件学的一大孝顺。

稍嫌不及的是，叶氏的《书林清话》所辞退和证明的，照旧清代的朴学传统，重材料、重笔据，而在表面的追忆和分析上空泛一种瀽瓴高屋、提纲挈领的威望，但这亦然时期的局限，咱们不可苛求于古东谈主。

另外，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曾出书孙毓修的《中国雕版起源考》(《国粹小丛书本》[2]，该书不分卷，仅列《雕版之始》、《官本》、《家塾本》、《坊刻本》、《活字印书道》、《巾箱本》、《朱墨本》、《刻印书本工价》、《纸》、《装订》十节，从其节绸缪称呼咱们即可看出，此书虽名为“雕版起源考”，但试验筹商的问题却儿乎涵盖了书本版块的总共方而。可惜的是，此书极为苟简，全书篇幅不到25000字，其体例是：每节之下一般皆有极为简练的追忆性的笔墨，如“雕版之始”下云，“世言书本之有雕版始自冯谈，其实否则，监本始冯谈耳。以今考之，实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东谈主”；然后下引数条书证以证成其说，书证多引自唐宋及后代东谈主的条记和其他书本，寥寥数语；有的条咫尺亦有孙氏的案语。此书时期虽略早于叶氏之书，但流传并不泛泛，其影响也远远赶不上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袁庆述）

审视：

[1]旧题作家为刘同，试验刘向只作了著录款绸缪使命，临了的总成使命是其子刘歆完成的。

[2]孙毓修(1871—1922年)开云kaiyun官方网站，字星如，号留庵，一号小绿上帝东谈主，江苏无锡东谈主，曾在商务印书馆主合手《涵芬楼阴私》和《四部丛刊初编》的辑印使命，是一位造诣极深的版块目次学家。